互聯網時代的人格權保護

　　——我國民法典人格權編之亮點簡析

　　民法典是私法之母,又被冠以“人之權利法”的名稱。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發(fā)表重要文章明確指出,民法典“是一部體現對生命健康、財產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嚴等各方面權利平等保護的民法典”。而人格權在民法典的權利體系中,不僅僅是民事主體的基石,更是民事主體的核心權利。而在我國民法典中將人格權獨立成編,這不僅僅是立法體制上的創(chuàng)新,在人格權法的內容編排上更是符合當前互聯網時代下人格權的完善、拓展、運用的現實需要。

　　立足傳統(tǒng)人格權保護模式,促進人格權司法保護功能的實現

　　從傳統(tǒng)人格權保護模式看,無論是發(fā)軔于19世紀初的《法國民法典》,還是制定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或者20世紀30年代的《中華民國民法典》,其對人格權的保護,均是采用侵權法一般條款的方式。比如:《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一般條款對法國人格權的保護,或者《德國民法典》第823條一般條款對承認與保護生命、身體、健康、自由等實體化人格權,或者《日本民法典》第710條對身體權、自由權、名譽權的規(guī)定和第711條生命權的規(guī)定,均是屬于侵權法的規(guī)范。很顯然,傳統(tǒng)人格權的保護是依賴于或者依附于侵權法規(guī)則的,人格權法的發(fā)展亦是通過司法判例的方式解釋法律來實現。而我國民法典的人格權編既吸收了傳統(tǒng)人格權保護立法的經驗,又充分地發(fā)揮了后發(fā)比較優(yōu)勢,將權利確定和救濟體系構建緊密結合了起來。

　　(一)救濟方式的發(fā)展

　　從我國人格權法的保護模式看,既有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的一般條款,又有人格權編第九百九十五條、第九百九十七條的特別規(guī)定,二者的有機結合充分實現了人格權保護的全面性。

　　眾所周知,侵權法的保護主要是通過損害賠償方式來實現人格權的保護,這種保護方式的本質是事后救濟,這與侵權法最初立足于保護財產權是密切相關,其保護方式亦是圍繞金錢損失的方式。侵權法的核心是過錯責任。而人格權的保護需要考慮到過錯,過錯是賠償損失的基礎,但是過錯并不是侵害人格權行為的特點,賠償亦非人格權救濟的唯一方式。人格權的保護不同于財產權的保護,人格無價,但亦是需要金錢撫慰的,因此,人格權的金錢賠償又稱為撫慰金。但是人格權作為人格尊嚴的載體,其更需要是一種事先救濟,是需要一種類似于物權請求權的事先防御機制的保護。因此,我國民法典人格權編結合人格權保護的特點,第九百九十五條規(guī)定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類似于物權請求權的事先預防性保護方式,而且在第九百九十七條民事主體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害其人格權的違法行為,不及時制止將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有權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采取責令行為人停止有關行為的措施。這種類似于訴前行為保全的方式,是我國人格權保護方式的拓展。

　　(二)權利體系的獨立建構

　　人格權從權利體系的建構來看,突破了傳統(tǒng)人格權依附于侵權法,依附于司法判例的發(fā)展模式。從1986年頒布的我國民法通則第五章第四節(jié)用六個條文規(guī)定了人身權:生命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婚姻自主權,再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用司法解釋的方式規(guī)定賠償精神損害的權利包括: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等,再到2009年侵權責任法第二條規(guī)定的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名譽權、榮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監(jiān)護權,再至2020年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條人格權編所獨立規(guī)定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等,還包括人格權基礎的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產生的其他人格權益,第一千零一條規(guī)定自然人因婚姻家庭關系等產生的身份權利的保護,可以根據其性質參照適用人格權保護的有關規(guī)定,同時規(guī)定了互聯網時代最為關鍵的自然人的個人信息的保護。這種人格權的權利體系的構建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我國精神損害賠償、侵權法的司法實踐經驗,更為重要的是突破了人格權受到侵權法固有結構制約所造成的局限性。

　　(三)法律規(guī)范的互相融合

　　人格權編作為民法典的分編,不僅僅是與侵權責任編具有天然的緊密聯系,還與合同編之間呈現出內在的融合的跡象。由于我國民法典并未設立獨立的債編,是采取拆分合同編與侵權責任編,那么如果是違約行為對人格權的侵害,就需要考慮在違約責任架構中如何一并處理人格權的保護,因為違約行為從法理上可以理解為“特定人之間的侵權行為”。而人格權編第九百九十六條創(chuàng)造性地規(guī)定了:因當事人一方的違約行為,損害對方人格權并造成嚴重精神損害,受損害方選擇請求其承擔違約責任的,不影響受損害方請求精神損害賠償。這就為減少當事人之間的訴累,解決傳統(tǒng)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所引起請求權基礎選擇造成的法律邏輯困境的突破提供了制度性選擇。

　　適應互聯網時代的人格權權能的擴展

　　眾所周知,傳統(tǒng)人格權的內容是一種消極的防御權能,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人格權的消極防御權能得到了完善,以前并未被認定為侵害人格利益的行為被涵攝入人格權或者人格利益的保護范圍,而同時人格權的消極防御權能亦擴展到人格權的積極權能,主要包括人格的自我決定權與商業(yè)利用權。我國民法典人格權編對人格權權能從比較法的角度進行了新的完善與擴展。

　　(一)完善人格權的消極防御權能

　　在互聯網時代,隨著科技的發(fā)展,侵害人格權的形式與內容更加凸顯其危害性,為適應這種形勢,我國民法典人格權編對一些侵害特別人格利益的行為及方式作了特別禁止。比如第一千零七條“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人體細胞、人體組織、人體器官、遺體。違反前款規(guī)定的買賣行為無效”,當前,違反倫理的“代孕”行為因利益驅動漸變成為一種產業(yè),從而引發(fā)各類民事糾紛。如何妥善并旗幟鮮明地處理此類糾紛,該條目作出了明確規(guī)定與指引。再比如:克隆人實驗反映出現代科技的發(fā)展與人類社會整體利益之間的矛盾,事涉科技發(fā)展與人類整體生命權之間的權衡,也就是說科技發(fā)展的最終目的亦應當是服務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第一千零八條、第一千零九條對此亦作出了約束:“為研制新藥、醫(yī)療器械或者發(fā)展新的預防和治療方法,需要進行臨床試驗的,應當依法經相關主管部門批準并經倫理委員會審查同意,向受試者或者受試者的監(jiān)護人告知試驗目的、用途和可能產生的風險等詳細情況,并經其書面同意”“從事人體基因、人體胚胎等有關的醫(yī)學和科研活動,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guī)和國家有關規(guī)定,不得危害人體健康,不得違背倫理道德,不得損害公共利益”。再如:性騷擾是種敏感但又在社會生活中確實存在的侵害行為,如何規(guī)制這種侵害行為?第一千零一十條就明確規(guī)定:“違背他人意愿,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同時又規(guī)定了相關單位對此類行為的義務范圍:“機關、企業(yè)、學校等單位應當采取合理的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職權、從屬關系等實施性騷擾”,如果相關單位未履行上述義務亦應當承擔相應的過錯責任。

　　(二)完善人格權的自我決定權能

　　作為人格的靜態(tài)保護是人格權的消極權能,而人格的自我決定權則是將人格從抽象的概念賦予了明確而具體的實體化載體,從而建立一種物質化人格利益,使得人格權的主體即民事主體,特別是自然人對這種人格利益具有決定與控制權,從實質上為人格權奠定了絕對權的地位。而傳統(tǒng)人格權法上對自然人的自我決定權內容較為薄弱,我國民法典人格權編對人格權的自我決定權能進行了拓展。比如:第一千零六條“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有權依法自主決定無償捐獻其人體細胞、人體組織、人體器官、遺體”,這是賦予自然人對自身身體的完全支配的權利。再如:第一千零一十二條、第一千零一十三條規(guī)定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組織享有姓名權、名稱權,有權依法決定、使用、變更或者許可他人使用姓名,法人、非法人組織有權轉讓名稱。第一千零一十八條規(guī)定了“自然人享有肖像權,有權依法制作、使用、公開或者許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這對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的自我控制的權能作了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

　　(三)規(guī)定了人格權的商業(yè)利用權能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科技的進步,人的某些顯著特征通過商業(yè)活動能夠取得財產價值的可能,使得人格具有了商業(yè)使用的特定價值,使得民事主體通過讓渡部分人格利益,以獲取相應的財產價值。這種權能是人格自我決定控制權能對人格標識的商業(yè)決定與控制權能。

　　在美國法上,是通過遵循先例的司法判例的方式規(guī)定公開權實現人格權的商業(yè)利用;在德國法上,則是通過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賦予權利人對其姓名、肖像進行商業(yè)利用并獲得收益的能力;在日本法上,則是在1976年通過司法判決認定姓名、肖像被用于商業(yè)活動就具有了不同于精神利益的經濟利益。這種商業(yè)利用權能不同于知識產權的保護,使人格利益具有了相同于產權保護的經濟價值。我國民法典人格權編第九百九十三條規(guī)定了“民事主體可以將自己的姓名、名稱、肖像等許可他人使用,但是依照法律規(guī)定或者根據其性質不得許可的除外”。該條規(guī)定為人格權的商業(yè)利用奠定了基礎,在結合侵權責任編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條對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財產損失的,應當賠償損失或利益賠償,從而為司法機關在具體訴訟中保護人格權的合法商業(yè)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據。第一千零二十一條、第一千零二十二條規(guī)定了肖像權的使用許可合同,并在第一千零二十三條對姓名、自然人聲音的保護參照使用肖像權的有關規(guī)定。

　　成熟的立法技術界定人格權范疇,平衡權利沖突

　　我國民法典是21世紀的民法典,是互聯網時代的民法典,而作為將人格權獨立成編的先驅,人格權編在立法技術上比較成熟,其不僅僅對以往司法實踐中有爭議的人格權作了定義,又對人格權特別是精神性人格權的行使界限做了合理界定,更為關鍵的是其對人格權私權的行使之間進行了利益平衡。

　　(一)合理定義人格權的權利范疇

　　在民法典中,對于一些人們可能廣為熟知,但實際卻對其內涵并沒有把握的人格權作出了相應的定義。比如:肖像權中的肖像、名譽權中的名譽、隱私權中的隱私、個人信息的概念。第一千零一十八條:肖像是通過影像、雕塑、繪畫等方式在一定載體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識別的外部形象。第一千零二十四條:名譽是對民事主體的品德、聲望、才能、信用等社會評價。第一千零三十二條:隱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通過定義,使得保護人格的具體界限更為明晰,特別是對侵害行為是否對權利造成損害有所明確,防止界限的模糊,造成權利保護的不周延。特別是隱私權,對侵害隱私權的行為人格權編在第一千零三十三條作了特別的列舉:以電話、短信、即時通訊工具、電子郵件、傳單等方式侵擾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寧;進入、拍攝、窺視他人的住宅、賓館房間等私密空間;拍攝、窺視、竊聽、公開他人的私密活動;拍攝、窺視他人身體的私密部位;處理他人的私密信息。上述的五種行為列舉對何謂侵害隱私權作了明確的界定。

　　(二)合理使用他人人格權的界限

　　人格權雖然是絕對權、支配權,但是如同所有的權利均要受到限制與制約,有些人格權特別是精神性人格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的權利界限并非是無限的,在某些情況下自然會受到制約與約束。這是與公共利益的保護,公序良俗這一民法基本原則密切相關的。第九百九十九條就規(guī)定了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jiān)督等行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體的姓名、名稱、肖像、個人信息等。如何判斷是不是合理使用的?在實踐中,爭議比較大的是涉及肖像權與名譽權。

　　由于肖像權涉及肖像的經濟利益與商業(yè)價值,對于肖像權的合理使用,在第一千零二十條規(guī)定了肖像權的合理使用,在合理使用肖像權的情形下可以不經過肖像權人的允許。而合理使用的方式包括制作、使用、公開等方式。而合理使用的對象包括已經公開的肖像與未經公開的肖像。對于已經公開的肖像,為了個人學習、藝術欣賞、課堂教學或者科學研究,在必要范圍內可使用肖像權人已經公開的肖像。對于未經公開的肖像,可以基于目的與方式進行公開使用,包括:為實施新聞報道的目的,不可避免的合理使用方式;為展示特定環(huán)境,不可避免的合理使用方式;國家機關依法履行職責的目的,必要范圍的合理使用方式;上述合理使用行為的目的終究是維護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權人的合法權益的目的。

　　對于名譽權,可以從廣義上理解合理使用與名譽權的關系。因為在為公共利益而進行新聞報道、輿論監(jiān)督的行為,必然會涉及個體評價,包括自然人或者企業(yè),自然會影響他人的名譽,第一千零二十五條對這種情況下的“合理使用他人名譽”進行了免責,除非是捏造、歪曲事實,使用侮辱性言辭等貶損他人名譽。并對此情況下新聞報道、輿論監(jiān)督的合理核實義務,特別是對于他人提供的嚴重失實內容作了規(guī)定。第一千零二十六條對合理核實義務的范疇作了界定,包括:內容來源的可信度、內容的時限性、內容與公序良俗的關聯性,對明顯可能引發(fā)爭議的內容是否進行了必要的調查,受害人名譽貶損的可能性,核實能力和核實成本。這既有助于當事人對自己行為的預判,也有助于人民法院對此類案件審查的范圍與深度。

　　(三)個人信息保護的權利平衡

　　個人信息的保護是我國民法典人格權編的一大亮點與成果,其真正反映了人格權編對當前人類社會所面臨的科技困擾作出的回應與探索,是我國法律治理體系的新探索與新成果。在當下,一個人的傳統(tǒng)人格權的價值,已經在這幾百年中得到了彰顯與認同,受到了法律與社會在理念上的尊重與認同,而個人信息保護,則是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時代下在近十年來才受到極度關注的�？萍荚桨l(fā)展,人類與科技的關系越是值得關注,科技與人類之間工具與目的關系越是需要強調與明確,而我國民法典人格權編為我國準確界定這種關系作了價值基調。

　　首先,第一千零三十四條明確了個人信息的定義及保護范圍,對于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件號碼、生物識別信息、住址、電話號碼、電子郵箱、健康信息、行蹤信息均被視為個人信息。這類個人信息有兩個特征:一是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二是可以單獨或者結合其他信息,用于識別特定自然人。對于個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適用有關隱私權的規(guī)定;沒有規(guī)定的,適用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規(guī)定。

　　其二,第一千零三十七條賦予了自然人查閱、復制、異議、更正、刪除個人信息的權利。對于收集、存儲、使用、加工、傳輸、提供、公開自然人個人信息的單位,即自然人對信息處理者享有前述的五種權利。同時在第一千零三十八條反向規(guī)定了信息處理者的禁止性行為,不得泄露或者篡改其收集、存儲的個人信息,未經自然人同意,不得非法再向他人提供個人信息。而且規(guī)定信息處理者應當采取技術措施等必要措施以保障個人信息安全,并對信息泄露事件即時采取補救措施與報告制度。第一千零三十九條則明確了國家機關履行職責過程中知悉自然人個人信息負有保密義務。

　　第三,第一千零三十五條、第一千零三十六條規(guī)定信息處理單位的信息處理基本原則、條件、情形,這亦是人民法院處理該類案件的審查原則。對于處理個人信息需要遵循合法、正當、必要、不得過度處理原則。信息處理的條件包括:征得自然人同意、公開處理規(guī)則、明示處理的目的、方式和范圍、不違法不違約。對于個人信息的合理使用,需要符合三個維度之一,包括合理使用行為在自然人同意范圍內、合理使用的對象是已經公開的個人信息、合理使用的目的是維護公共利益或自然人合法權益。

　　綜觀我國民法典人格權編五十一個條文,雖然曾經在人格權是否應獨立成編的問題上學術界屢有爭議,但從現有的立法內容看,它確實是符合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形勢,確實是符合我國立法與司法的實踐,確實是符合當前互聯網時代的人民需求的一編,是值得肯定的立法成果,相信定會對我國公民人格利益的保護與發(fā)展起到積極的作用。

　　(作者單位: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