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不分家，是中國文化的特色，雖然自五四以來，這種情況已逐步改變，但時至今日，仍然有相當一部分人習慣于從文學作品中閱讀歷史，筆者也不例外。最近，重讀2009年9月版的《楊絳散文集》，讀到楊絳父親楊蔭杭先生其人其事，頗有感觸。

　　楊蔭杭，字補塘。清光緒四年(1878)出生于無錫書香門弟，1897年考入南洋公學讀書，因成績優(yōu)異，于1899被學校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他在日本時受到孫中山、黃興等人的革命影響，加入了同盟會，后返回家鄉(xiāng)從事反清活動。為躲避清廷的緝捕，他于1906年再度出國，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法律。留學期間，他對西方的民主法治有了比較系統(tǒng)的研究，也產(chǎn)生了用西方的民主法治來改良和挽救貧窮落后的中國的想法。學成回國后，楊蔭杭先在北京一所法政學校教書，不久到上海從事律師事務，發(fā)起創(chuàng)立了上海律師公會。辛亥革命成功后，楊蔭杭先后任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兼司法籌備處處長、浙江省高等審判廳長等職。黎元洪執(zhí)政時期，楊蔭杭被任命為京師高等檢察廳長。在此期間，有人揭發(fā)交通部總長許世英貪污受賄，楊蔭杭派人查實后，下令將許扣押。此舉當時在北京掀起軒然大波，政府要人紛紛向楊說情，要求特許保釋，北洋政府也出面干預，但楊蔭杭仍堅持依法辦事，毫不讓步，因而被北洋政府停職審查。此事被稱為“高檢長懲戒案”。1917年5月25、26日《申報》刊發(fā)了司法部請交懲戒之呈文和楊蔭杭申辯書，案件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而楊蔭杭之人品學養(yǎng)，也可由此略見一斑。

　　事情大致是這樣的:有人通過報紙揭發(fā)交通部總長貪污受賄，時任京師高等檢察廳長的楊蔭杭經(jīng)檢查認其有嫌疑后對其傳訊，并對其居住地進行搜查。搜查之后，楊蔭杭及主辦檢察官張汝霖即被停職。司法部呈文認定楊蔭杭“對于犯罪人非有相當證據(jù)、較著事實、認為確有犯罪嫌疑，不得施行強制處分、率行傳訊、拘押及搜索�！�…將xxx傳訊拘禁于看守所，并搜索其家宅，既未奉令交辦，亦無人告訴告發(fā)，而又乏相當之犯罪證據(jù)。僅以報紙之攻擊、議會之質(zhì)問、道路之傳聞為理由，即行傳訊拘禁及搜索，實屬意氣用事，違背職務�！�…”從呈文內(nèi)容來看，主要是認為楊蔭杭違法傳訊拘禁及搜查，同時認定其啟動偵查程序的理由不當。楊蔭杭針對呈文闡述了十二條申辯理由，前三條說明法律并未規(guī)定一定要取證以后才能傳訊、搜查及檢方并未將嫌疑人拘押的事實;第四條駁斥“非有顯著事實”的指責于法無據(jù);第五條說明檢察官依法有權(quán)酌量被調(diào)查對象是否有嫌疑;第六、七、八條闡明雖非奉令交辦之案、無人告訴告發(fā)、僅以風聞，檢察官有權(quán)開始偵查的法律依據(jù);第九條、第十條辯明自己依法辦案，無侵犯人權(quán)或意氣用事的行為;第十一條、十二條指出司法總長在干涉司法，且有袒護之嫌。

　　由兩文可看出，司法部呈文雖系公文，卻有一二不實之處，更兼有較多“外行話”，漏洞百出，貽笑大方，是赤裸裸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楊蔭杭的申辯書，則抓住對方漏洞一一駁斥，一定要與所遇之兵講清道理，也系書生意氣。此事之后，嫌疑人與檢察官雙雙辭職，案件不了了之。雖然殺敵一萬、自損一萬，但這已經(jīng)是區(qū)區(qū)一個京師檢察長所能取得的最大的勝利了，亂世之中，其主張法治、堅持司法獨立、敢于秉公執(zhí)法的精神，令人起敬。

　　楊蔭杭后來到上海做了自認為系“自由”職業(yè)的律師，仍然保持了自己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做派，不見錢眼開，不唯利是圖。在做律師之余，他收藏古錢、古玩、善本書，鉆研音韻學，抗戰(zhàn)時期做不了律師后就在大學里教《詩經(jīng)》，在廟堂之上與江湖之遠之間進退隨意，于專業(yè)職業(yè)與學問愛好之間游走自如，其淡定心態(tài)與超凡能力，常人望塵莫及。細細地品讀民國法律人楊蔭杭，法律學養(yǎng)之外，其對法治的信仰與堅守、其人生的豁達與豐富，更讓今人向往。(作者單位:西安鐵路運輸檢察分院)